星期日, 1月 13, 2008
I may be paranoid, but no android
很久沒有寫日記了。總覺得今天應該寫下甚麼。口口聲聲跟著醫院的前輩們說,知道該認份了。但聽了Radio head 唱Paranoid Android,我會想起那個不顧期中考,在教室外頭擺攤的大學生。他說,以前都是super ego主導一切,現在要學習自我實現。他說以前他的panic來自打抱不平的心情,後來才知道那是自卑感使然。然後他很認真地讀書,進醫院工作,熬過了與世隔絕的內科,下個月準備回到精神科病房。
但終究我無法讓自己相信外頭沒有事情在發生。當兵的時候,簡訊傳來的是樂生打贏官司的消息,那時候躲在棉被裡睡不著覺。剛開始進醫院工作後會發現,原本關心的許多事情,突然間就斷線了。但我依然希望可以偷得一些時間,寫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
一次選舉結果固然不能帶來絕望,但它也意味著有些問題需要大家繼續努力實現。原本就約好今天討論一些大家準備要做的事情,也是剛好在這個失落的時刻,有一群朋友可以訴說,傾聽,更重要的是一起夢想。有點可惜今天沒有拿相機拍照,我希望可以為這個一起熬煉夢想的時刻留下一些記錄......
星期三, 7月 25, 2007
坦承寫給自己
昨天跟正哲在msn上聊了許久(對與漸漸不用msn的我來說,應該算久罷)。一開始只是分享一下各自的的工作與學習,漸漸地越聊越多,突然間談到了創作。我們談到面對世界時一種哲學式的痛苦,然後,他一語道破了我在書寫上的徬徨。
最近我突然覺得我活在一種落差裡面,對別人來說 我也許是清楚的思考者,但對我自己來說,一切又是模糊未明。我開始想,我所寫的東西,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不誠實罷?我必須承認,書寫是一種必要的產出過程,我得以在那裡面自我整理,質問自己。
正哲說:「把問自己的事情寫出來,雖然像是在問大家,但還是回歸自己的疑惑」。我說,那就是「投射」不是嗎?他說:「有一種內在痛苦,是因為沒辦法改變自己的某種機轉,就像帶著墨鏡看世界,怎麼看都是黑灰的。想要看到彩色,卻從沒想過可以把墨鏡拿下來。」
的確,雖然我寫了,批判了,但是似乎把這個過程看得太理所當然,卻沒有更深地去想用意在哪,目的是什麼?怎樣才是真正親近自己的方式?(正哲問:有沒有試過坦率地寫給自己?)
最近我突然覺得我活在一種落差裡面,對別人來說 我也許是清楚的思考者,但對我自己來說,一切又是模糊未明。我開始想,我所寫的東西,一定有某種程度的不誠實罷?我必須承認,書寫是一種必要的產出過程,我得以在那裡面自我整理,質問自己。
正哲說:「把問自己的事情寫出來,雖然像是在問大家,但還是回歸自己的疑惑」。我說,那就是「投射」不是嗎?他說:「有一種內在痛苦,是因為沒辦法改變自己的某種機轉,就像帶著墨鏡看世界,怎麼看都是黑灰的。想要看到彩色,卻從沒想過可以把墨鏡拿下來。」
的確,雖然我寫了,批判了,但是似乎把這個過程看得太理所當然,卻沒有更深地去想用意在哪,目的是什麼?怎樣才是真正親近自己的方式?(正哲問:有沒有試過坦率地寫給自己?)
星期日, 2月 11, 2007
我的一小步
這兩天上了台北一趟,昨晚聽志寧演唱,那首「貢寮你好嗎」又把我弄得心頭一酸,眼淚就差點要溢出來了,新編曲又加上新歌詞的歌超有力度。(害我想起在台權會美麗之島人之島剛發行時,音寧在台灣日報副刊寫文章說志寧唱歌沒吃飯)
去台權會開會,我想這應該是作為我「復出」的第一步,也是一小步。今天聽到台大國發所劉靜怡教授講一個關於台灣要發展Biobank(其實就是基因庫)的人權問題,她以非生物醫學背景的前提要批判這個部份的人權倫理,自然困難得多。
會後我側耳聽到艾琳達與她有些爭執,一來艾琳達質疑她「抽血作研究有什麼不對」,再來可能又說「沒有醫學背景,也很難跟人家論辯」,我突然發覺,在這件事上,台灣關心的人實在是太少,少到一種令人心酸的地步,我在聽專講時想到實習時外科醫師不經病人同意切病人的肝作研究的那一幕,其實已經聽得非常難過到一種想哭的地步。
然後又想到今年國考題「人體試驗病例資料多久後可公佈」的矛盾。(答案是永久不得公佈,但誰知道這些資料將來只會被掌握在有知識權力的人手裡,更沒有機會讓人權組織來檢驗)。我有種感覺是,我們很努力地追求一些價值,但擁有權力者都能用很輕鬆的方式來欺瞞你。
這兩年來我思考自己將來該如何「愛台灣」的方式,在得知連台灣醫界聯盟都成為基因庫的主事者之一,我不得不去調整我面對所有高舉台灣主體性者的距離,我相信該努力的事情還有太多,而我的能力也太薄弱。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日向上帝禱告,希望祂能帶領我到一個我必須參與的位置,也因此我很看重加入台權會的這件事。原本邱毓彬大哥邀請我參與今年度的執委選舉,但因為較晚得知落腳台北而暫時沒辦法參與,但我相信能先有一個觀察與學習的機會是好的。
去台權會開會,我想這應該是作為我「復出」的第一步,也是一小步。今天聽到台大國發所劉靜怡教授講一個關於台灣要發展Biobank(其實就是基因庫)的人權問題,她以非生物醫學背景的前提要批判這個部份的人權倫理,自然困難得多。
會後我側耳聽到艾琳達與她有些爭執,一來艾琳達質疑她「抽血作研究有什麼不對」,再來可能又說「沒有醫學背景,也很難跟人家論辯」,我突然發覺,在這件事上,台灣關心的人實在是太少,少到一種令人心酸的地步,我在聽專講時想到實習時外科醫師不經病人同意切病人的肝作研究的那一幕,其實已經聽得非常難過到一種想哭的地步。
然後又想到今年國考題「人體試驗病例資料多久後可公佈」的矛盾。(答案是永久不得公佈,但誰知道這些資料將來只會被掌握在有知識權力的人手裡,更沒有機會讓人權組織來檢驗)。我有種感覺是,我們很努力地追求一些價值,但擁有權力者都能用很輕鬆的方式來欺瞞你。
這兩年來我思考自己將來該如何「愛台灣」的方式,在得知連台灣醫界聯盟都成為基因庫的主事者之一,我不得不去調整我面對所有高舉台灣主體性者的距離,我相信該努力的事情還有太多,而我的能力也太薄弱。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日向上帝禱告,希望祂能帶領我到一個我必須參與的位置,也因此我很看重加入台權會的這件事。原本邱毓彬大哥邀請我參與今年度的執委選舉,但因為較晚得知落腳台北而暫時沒辦法參與,但我相信能先有一個觀察與學習的機會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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