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心做一件事

跟吳晟老師約了許久，從過年前就說好要去，但大家卻都各自有事要忙。後來只剩下南宏跟我。（馥儀跟美親要辦二二八紀念活動，想給吳老師一個驚喜的思嫻則要上班）

志寧也剛結束一個表演。我們一車三個人開回溪州，車上放的是以一張西班牙內戰為主題的爵士大樂隊的CD，車上我們仍回味著正義無敵音樂會。

一到老師家，莊老師蹲在屋簷下剝蔥，賢寧學長的女兒采青看到志寧回來就停止哭泣。這次他們家多了一隻流浪狗，超愛黏人，總是跟在人旁邊蹭來蹭去，sai-nai得要命。想必這又是音寧收養的流浪狗吧。

吳老師氣色很好，可是就是不聽勸，太拼了。白天搖孫仔，半暝拼寫作，說弄到三點才睡。我們在樹蔭下喝茶聊天，天南地北。當然老師還是老話一句：「找一件事專心去做吧。」而這件必須專心去做的事，當然就是寫詩。

老師家有各種文學雜誌，我看到文學台灣，借來翻，想確定一下最新一期的稿費是來自哪篇文章。但老師說我雜文寫得太多，這也要管那也要管。的確，太多事情心放不下，我也一直在想專心的意義。

莊老師在草地裡發現褪下的蛇皮，透明的薄衣上刻著美麗的紋路，這是我第一次看見蛇褪下來的皮，老師很驚訝。不過這沒什麼，我從小在城市裡長大，太多東西沒見過了。

然後我們也討論台語書寫的困境，討論台灣學術界的問題。老師說像推行全羅那樣的人的作法是行不通的，最好的方式應該是把自己認為很好的台語語句置入中文書寫，我說那是「置入行銷」，老師說是「置入質變」。好像也有道理，他說若能這樣作，語言才會慢慢改變，到最後台灣的漢文也會跟中國所使用的有所不同。不過我自己是學羅馬字學台語的，當然不能認同老師的悲觀。莊老師跟志寧也都覺得台語不會就那樣慢慢死掉，但吳老師卻是很憂心哪。（所以都努力教孫女講台語）

我們後來到老師種植的樹林走走。那原本是家裏的水田，但是老師的媽媽過世後無人耕作，那就來種樹。這讓我想起高一生說的「水田不要賣」。然後，走在田埂上，我也想起羅葉的一篇散文，寫他小時候幫忙農事，雙手捧著蒐集來的稻穗走在田埂上......

也到溪州公園走走，這是以前花博的場地，現在改成不收門票的公園。老師在溪州教書三十載，這裡大家都是老師的徒弟，連公園的守衛也是。

晚餐我們去吃了名聞遐邇的「外省麵」，是一位山東老伯開的，之前老師向天下雜誌介紹溪州特色，就介紹這間麵店，從此名聲傳開。不過，其實這家店早就是高朋滿座了，都是在地人來吃。幾盤滷味、豆腐湯與肉燥麵，花費一個人不到一百也能大快朵頤。

找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專心去做。這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回到南方

從英國回來了。在易叡宿舍收到的兩封信，深深影響這趟旅行的心情。原本已經決定前往北市療工作，但因為收到高醫主任來信，以「誠信」為題耳提面命，當場再與老爸和易叡討論。後來還是決定留在高醫。

我想，作為一個小小的醫學院畢業生，或許去哪裡工作，根本不應該被銬上沈重的道德枷鎖。
這本來就是畢業生的盤算與醫療機構的精心算計中的矛盾。也許這也是個倫理問題，卻不是什麼道德問題。

同一天我收到路加雜誌的回信，回覆我投稿關於優生保健法的意見（文章附在檔案裡，是給教會公報的文章擴寫）

路加雜誌給我的回應是：

以下是編委的意見,請參考.
歡迎您期待您來參加路加今年的醫學倫理研討會,"墮胎議題面面觀".4月28日在嘉義基督教醫院.

主編劉○○

吳文問題在於:

1. 預設婦女選擇人工流產背後有階級壓迫(第一段),但他忘
了胎兒被殺也是階級壓迫.
2. Kooper 就事論事,根據科學事實下結論,只發現「在墮胎對
女性健康的影響上，科學研究並沒有提供結論性的數據」,
並非主張墮胎
3. 該文完全不探討胎兒的生命.這是偏頗的討論.資訊不能只
給一半.
4. 楊腓力並沒有為墮胎背書.
5. 台灣墮胎比率持續增加中,作者對胎兒持續被殺的正當性並
未討論.
6. pro-life 比pro-choice更接近多數台灣本土母親的心
聲,prochoice是外國進口,冒充本土的台南與玉山神學院婦
女神學.
7.台灣絕大多數墮胎是少女的九月墮胎潮,而非作者想像的翻
山越嶺case.作者為了一個想像的方便性而輕易犧牲數十萬
胎兒並不合理.
8.立法院活動並非反墮胎,只是請為孩子一條命再多思考幾天.
最後決定的還是婦女本身

在當下，我已經深深感覺，台灣教會醫界討論問題，已經失去了一個理性討論的空間。原本期待可以利用投稿路加，看看是否可以打開一個討論平台，現在卻得到一個敵意深重，完全不願意了解（甚至完全誤解、曲解）我的文章的回應。

我跟易叡說，或許這兩封信，加起來，也算是一個calling吧。高醫有哲研所、性研所的資源，或許我可以好好利用，既然我認為，有必要在醫療倫理上有更深刻的探討，那麼回到南方，或許是一件好事。

回台灣的前一天，我在英國逛書店。我被他們的社會文化、哲學等書櫃深深吸引，他們有許多非常生活化的社會學論著，教導我們如何了解問題、介入問題，如何在主客觀中遊刃，判斷是非
這和台灣的情況完全不同。差太多了。

如果有機會出國好好充實自己，我想那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學習。其實高醫楊主任說得也沒錯，重要的是態度，機構不是問題。還有太多路要走了。這短短幾年算什麼呢？

我的一小步

這兩天上了台北一趟，昨晚聽志寧演唱，那首「貢寮你好嗎」又把我弄得心頭一酸，眼淚就差點要溢出來了，新編曲又加上新歌詞的歌超有力度。（害我想起在台權會美麗之島人之島剛發行時，音寧在台灣日報副刊寫文章說志寧唱歌沒吃飯）

去台權會開會，我想這應該是作為我「復出」的第一步，也是一小步。今天聽到台大國發所劉靜怡教授講一個關於台灣要發展Biobank（其實就是基因庫）的人權問題，她以非生物醫學背景的前提要批判這個部份的人權倫理，自然困難得多。

會後我側耳聽到艾琳達與她有些爭執，一來艾琳達質疑她「抽血作研究有什麼不對」，再來可能又說「沒有醫學背景，也很難跟人家論辯」，我突然發覺，在這件事上，台灣關心的人實在是太少，少到一種令人心酸的地步，我在聽專講時想到實習時外科醫師不經病人同意切病人的肝作研究的那一幕，其實已經聽得非常難過到一種想哭的地步。

然後又想到今年國考題「人體試驗病例資料多久後可公佈」的矛盾。（答案是永久不得公佈，但誰知道這些資料將來只會被掌握在有知識權力的人手裡，更沒有機會讓人權組織來檢驗）。我有種感覺是，我們很努力地追求一些價值，但擁有權力者都能用很輕鬆的方式來欺瞞你。

這兩年來我思考自己將來該如何「愛台灣」的方式，在得知連台灣醫界聯盟都成為基因庫的主事者之一，我不得不去調整我面對所有高舉台灣主體性者的距離，我相信該努力的事情還有太多，而我的能力也太薄弱。

我花了相當多的時日向上帝禱告，希望祂能帶領我到一個我必須參與的位置，也因此我很看重加入台權會的這件事。原本邱毓彬大哥邀請我參與今年度的執委選舉，但因為較晚得知落腳台北而暫時沒辦法參與，但我相信能先有一個觀察與學習的機會是好的。

回程

我在書包裡放著一本盧雲神父寫的《浪子歸家》。在四處應徵的過程，這本書陪著我等待、趕場、搭乘巴士，以及在醫院裡——等待。

應徵台大時，我竟然還娓娓道來，說讀醫的過程就像一趟旅途。主治醫師們眉頭深鎖地聽，我也不厭其煩地講。後來我發現，應徵根本不應該是在寫小說。我幹麻這麼矯情呢？然而隔了一個禮拜，換成到了榮總，我依舊開始講自己的故事。我發現自己無法推銷自己，好像也只有這種方式才能讓我清楚自己從醫的理由。

如果我從小就是聽蘭醫師的故事而開始想當醫生，那這是不是個「浪子歸家」的過程？主任說：「談談你的家庭。」我竟然以為他要我說是怎樣家庭背景讓我對醫業產生一切的馴服與抵抗。「我是要你談談你家庭的成員。」（我心想奇怪講這個的意義在哪？）「喔，我家就是爸爸媽媽，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回程的巴士上接到吳晟老師電話，他說：「你就是攏氣phut phut，若我leh。」我說我有比較認真在讀書了啦，他說哪有，什麼文化預算的事也管，教會的事、精神病患的事……（老師連教會公報都有在看）。我想他一定是在彰化市，所以想找我出來聊聊。我說我去台北應徵，吳老師說：「ah是留teh彰化卡好……」他以為現在住院醫師都很缺，也以為沒什麼人要走精神科。

回母校面試

到高醫應徵。高雄給人的感覺就是慵懶清閒，不像去台北那麼累。今天朝唐還陪我去面試，真感謝高雄有這麼一群朋友。去吳記湯餃吃咖哩飯，老闆問我怎麼那麼久沒去，他不知道我畢業又當完兵了嗎？後來我還問桌上調味瓶那一罐才是醋，老闆說：「短的。」我也才想起「長的醬油短的醋」的口訣。

應徵時，有關成績的問題，我早就學會在自我介紹時就先聲奪人，那他們也沒得問了。柯醫師一開使就說：「我有買恁e CD」，然後就用台語問了。當然我也用台語答完（關於這事，我還寫了一首詩）。在校園裡遇到在馬偕實習的明潔，還有陳武宗老師。老師說，他都拿賴和專輯去教研究生。看來這張專輯是有慢慢在發酵。

晚上就跟守志、延珊、一麟、眉君、文升、淵勝一起用餐。他們問我晚上要不要住在高雄，我卻感到有一股回家的力量拉著我。我說，也不是家人要求啦，是自己覺得應該這麼做（回應家人期待？）。一麟跟眉君說這應驗了拉岡的鏡像，我越想越有道理。

第一次應徵

如果要我重來一次，我該會怎麼做呢？這是最近開始投單以來，每天不斷在腦海裡反問自己的。面試時，主治醫師問，問為什麼想走精神科，實習時最讓你印象深刻的主治醫師是誰？我突然啞口無言。

為什麼想走精神科。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想到如何用一兩句話來完整表達。就像記者問陳金鋒為什麼要留在台灣打球，陳金鋒對記者說；「「剛才前面講了那麼多，妳都沒有在聽喔？」記者說：「我只是希望你能用最簡單的方式說明」，陳金鋒乾脆直說：「那就是不去日本啊。」

我當然沒有跟醫師們這樣說（阿就是想走精神科啊）。只是覺得，以前寫對於有關精神科的心情、看法時，都是很真誠的，跟應徵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問我印象最深刻的主治醫師，我勉強答上一兩個人名，但也很誠實地說，實習時印象最深刻的當然是住院醫師或總醫師，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跟著住院醫師巡房啊。

我答不上來，是因為這些年來不斷在腦海理浮現的身影不是醫生，而都是病人。是那個自認為全身長蟲子，並且很努力地去讀免疫學、內科學，並親自去請教國內著名昆蟲專家的年輕女生。是那個受抗精神病藥物影響得到tardive dyskinesia（遲發性不自主運動）的先生，我們每天問他有好一點了嗎，他總是說最痛苦的是這個症狀，而這個症狀，是註定要跟著他一輩子的了。

我還想起帶著病友出外散步時，一個精神分裂病友摘下路邊的小花，拿給身邊的室友說：「要好好照顧他喔！」而那時候，我們一位同學剛車禍過世不久。

我看見病患自己對付疾病的生命能量，遠高於每天身穿白袍過著規律生活的醫生。短短不到一個月的實習，其實根本很難看出一個精神疾患的病程變化，但你卻看得到他們苦惱於揮之不去的病痛，以及想要擺脫困擾的迫切。

他們問將來「課外活動」會不會很多？我只是說我很清楚要幫助病患，要有一定的專業高度。不過我心裡想到的是昨天yangui來訪時所討論的，也許在我們心目中都有一些同時兼顧醫療專業和社會參與的典型，但對他們來說，他們是抱著同一種態度來面對他們所在做的事情。他們所做的是「萬事互相效力」的哲學。

我多麼想要辯稱這些「課外活動」對我有多麼重要啊。但是在如今殘酷的現實處境下，我竟然大多時候帶著懊悔的心情，跟爸媽和學弟妹坦白：「如果讓我重來一次，我一定會為課內表現設一個底線。」

很現實的是，大部分的醫院收人，都是著重在人力考量。於是，受過PGY訓練的就擁有利多，能夠分擔值班是考慮重點。另外就是院方使探提問來看穿你選擇各家醫院的動機，而你也必須「溫馴如鴿、靈巧如蛇」，表達自己意願高昂，又謹慎應對保護秘密算盤。

至於自己也曾恐慌發作，期許自己能當個「負傷的治療者」這種心情，其實更不能拿來說嘴。畢竟處在高度壓力下的醫院工作，怎麼可能是由弱不禁風的人來承擔呢？於是大家都假裝得更堅強了。（Nov. 25th, 2006）